读梁平新著三十年河东

文章来源:四平文学网  |  2019-11-02

作者:霍俊明

梁平新著《三十年河东》在当代诗歌写作的长诗谱系中以其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求真意志、民间姿势和个性化的言说方式成为90年代以来中国长诗写作的一个重要坐标和参照系,彰显出诗人优异的历史意识和知识分子情怀、民间立场和草根精神。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三十年河东》对于19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诗歌论争和美学观念中没有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入口。这不只是一部大诗,更是“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的一部诗歌史、社会史、思想史和灵魂史。

《三十年河东》是关于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的,诗人站在时间的水岸提前听到了历史的回声,提前领受了历史十字路口和当下时代的震动,诗人正如一个时代高塔上的避雷针,比任何人都提前感受到了时代的闪电、雷声、暴雨和清晨、艳阳。《三十年河东》的意义不仅在于整体性地叙说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给我们每一个人重新面对历史、面对人性、面对灵魂的机会,那曾经的岁月在诗歌的记忆中愈益清晰,这也正是布罗茨基所言的“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

《三十年河东》由序诗“东方大国:五千年与三十年”、第一章“春天故事”、第二章“突围解密”、第三章“巨桨破冰”、第四章“时间印记”、第五章“当惊世界殊”、跋歌“中国阳光”等七部分组成。这些章节实际上正是几个不同的乐章,回顾历史时是低沉悲壮的大提琴,重温改革是高亢悠扬的小号,而面对当下时代和未来则是和谐欢畅的电子和声。而梁平正是那个优秀的指挥家,用文字、音乐和灵魂谱写了一曲时代的壮歌,抒写了带有美学和思想双重意义和启示录般的大诗。

在序诗“东方大国:五千年与三十年”中,梁平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阈下对东方古国的文明和汉语诗歌写作予以致敬。同时,诗人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进行了深邃而可贵的知识分子的反思与重视,这就与所有的其他类型的僵化的主流题材的写作拉开了距离。

面对1949年至1976年间的中国当代历史,梁平并没有陷入普泛意义上的颂歌型集体调式的泥淖,而是站在人性和反思的高度,尤其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的立场上,予以了重新的检视与反思性批判。“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是一种在时代和写作中并非解决问题而是扩大、加深问题的手段,是自觉延宕真实指认的“极限悖谬”,是到达历史真实、个人真实和虚构真实的有力和有效的途径。梁平作为诗人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重审红色中国历史的深入历史和当代的精神,使得《三十年河东》这部大诗的人文精神、历史意识相当突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梁平在《三十年河东》中所体现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正是当下中国的诗歌写作所普遍缺乏的。这种个人化想象力和求真意志的能力,使得全诗不仅通过重要的历史节点呈现了历史的全貌,而且使得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细节得以诗化的复现,也使得这种历史的诗化复现可能比历史自身更具有艺术 、感知深度和问题意识。

《三十年河东》很容易让人因为题材的特殊性而对诗人的写作立场和叙事姿态产生疑惑甚至质疑,而梁平的抒写姿态恰恰是从民间视野和草根立场出发的,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的农耕文化浸染的国家而言,中国的革命乃至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于农民的,而农民无疑是民间和底层的主体,“最早感受到春天来临的是土地/最先觉醒的土地在凤阳,那个叫小岗村的地方/这是1978年12月,漫长的冬天/被18个农民鲜红的手印摁倒/从这里仓皇出逃/那是已经欲哭无泪的农民/那是已经揭不开锅的农民/那是已经走投无路的农民/大锅无米啊,他们没有其他选择/惟一能做的就是把性命/押在几乎是颗粒无收的土地上/流经这里的淮河记住了/记住了这里发生的、足以惊天动地的/那份生死合同上的鲜红”。中国僵硬的改革土层是被中国最朴素的农民用绿色的根茎和暗夜的火苗所秘密点燃的,这种最初的温暖和火光使得黑色乡村“屋外的雪在燃烧”。

概而言之,梁平的《三十年河东》在知识分子情怀的观照下,以其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求真意志、民间姿势和个性化的言说方式回答了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诗歌论争和美学观念中没有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时也以个人化的对“主流”题材的处理方式树立起一个坐标性的坚硬岩层,一部民族、时代、历史、生命、灵魂的记忆之碑。

(《三十年河东》梁平/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马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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